中国龙组(中国“龙组”的传奇)

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马来亚时间为12月8日），又挥师南下，入侵马来亚。

拥有海陆空三军、兵力达10万人以及两三百架战机和两艘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的英军，面对只有三师兵力仅4万多人的日本侵略军，在马来亚节节败退，被骑着自行车的日军驱赶、丢盔弃甲狼奔豕突。

到了第二年的1月31日，55天的战斗中英军防线全线失守，七八万英军的主力从马来亚内陆一路溃退到被英国首相丘吉尔誉为“攻不破堡垒”的新加坡，企图负隅顽抗。

此时，由华侨抗敌动员总会、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合作仓促组成的上千名星华义勇军上阵了。组建不过二十天的星华义勇军初期只招三千人，但一周内报名抗日的华人达到上万人之多。其中有部分是国民党属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成员，还有部分马来亚共产党成员。

二月一日，柔佛和新加坡连接的长堤被英军炸毁，日军则开始进攻。星华义勇军只有简陋的武器，甚至有人只能拿上世纪的猎枪，但依旧英勇作战，配合和协助英军防守新加坡。

日本侵略军此时气势如虹，山下奉文气焰嚣张，日军实际兵力远不如英军，但依旧气势汹汹地在8日攻上了新加坡岛。星华义勇军被英军派往各处阻击，但终因缺乏武器弹药损失惨重，英军也丧失了继续作战的意志，星华义勇军被迫在2月13日宣布解散。

1942年2月15日，防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手举白旗向日军投降了。至此，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了百多年的马来亚（含新加坡），终于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从此，马来亚各族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度过了三年半暗无天日的悲惨日子。

1、

在一片混乱之际，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劳工部的主任林谋盛，在2月11日接到国内命令，要求他立刻撤离新加坡。

林谋盛不得不撤离，因为他早已是日本人的眼中钉。

林谋盛是福建省南安人，1909年出生于南安市南厅后埔村，其父是新加坡著名建筑师和实业家林路，排行十一。他早年就读鼓浪屿英华学院，16岁那年就来到了新加坡，进入来福士学院学习，后又入香港大学商科就读，两年后因父亲病逝而辍学，回家后继承父业，经营福安有限公司。

林家企业主营机器制砖，林谋盛本人侠义大度，为人豪爽，经营有方，事业有成，颇有人望，成为了东南亚著名的华侨企业家。他被推选为福建建筑工会会长、马来亚中华总商会董事等职，还担任华校校董。

七七事变后，林谋盛不遗余力为抗战筹款，并在马来亚宣传抗日，团结华人工商业者抵制日本企业。他曾经鼓动日资企业吉兰丹东海岸铁矿公司的华工罢工，结果一次性有4000多工人出走，后来又鼓动了剩余500多人离开，搞得日本人只好关门歇业。

1938年2月，他策划组织并派安溪会馆总务庄惠泉潜入马来亚丁加奴州日资龙运锡矿厂，发动了3000名华人矿工大罢工，导致日本军需供应受阻。

这些事搞得英国殖民当局很头痛，此时英国、美国还在和日本大搞贸易，将铁矿石和废铁买给日本人，日本再以此造出炮弹、炸弹去轰炸中国大地。

英国人打算罗织个罪名将林谋盛驱逐出境了事。在交涉过程中，林谋盛主动出击，凭着自己对语言的敏感，帮着英国人查出了潜伏在英国警察局内部的日本间谍。这下英国人就不好意思再对付林谋盛了，只能让他继续在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活动。

日军一旦登陆新加坡，必定会对林谋盛下手，所以他只能赶紧离开。他和庄惠泉在新加坡助理警察总监陶林烈的帮助下，登上两支快艇，总计十六人加四名水手，在炮声中离开了新加坡。

由于得到了英国警察局海上油库的补给，林谋盛等人顺利穿越印度洋，在十七日下午到达了锡兰（斯里兰卡）东海岸。

此时大批从新加坡撤离的英国人也乱纷纷地在锡兰登陆，于是林就在锡兰遇到了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的几位官员，顺利地搭乘英国军舰到达印度孟买，又搭乘火车到了加尔各答，在中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订到去重庆的飞机票。他的家小都还在新加坡，这也是林谋盛现在最无法释怀的忧心事。

在新加坡沦陷之前，英国人才想起将华人组织起来对抗日本侵略，紧急与马共展开谈判，双方在12月18日签署合作抗日协定。

协议中包括协助马共训练军事干部，到敌后发动游击战争配合英军抗日。总督汤姆斯以华人抗日动员会的名义，将之前严厉打压并关押起来的马来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的人集中起来，在新加坡军港区搞了一个101军团特别训练学校（101.S.T.S），打算传授一些游击战技术，在日军进来后可以在敌后搞破坏。

但是新加坡迅速沦陷，101军团特别训练学校（101.S.T.S）的这批人一共165人，还什么都没学到，大部分人分散到了马来亚各地，小部分人只好挤在一艘汽艇上经过巴达维亚（雅加达），也撤退到了锡兰。这批人主要都是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就此成为136部队的前身。而那些分散撤离的受训人员，此后多半就地隐蔽起来，陆续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游击队。

日军的进攻将英军从马来亚地区完全赶了出去，此时英国人已经无法确切得到来自日占区的情报了。

但是中国还能从遍布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网络中搞到情报。比如林谋盛回国后，在重庆就得到了军统方面的帮助，获得了他的家小平安无事的准确消息。

英国这时也想明白了：英国人如果还要在东南亚立足，他们如果还想着要打回马来亚，必须和当地人合作。而东南亚一带唯一有严密社会组织能力，还坚持抗日的人群，就是华人群体了，而马来亚共产党的主要成员就是华人。英国人在二战期间，从来没指望过能从当地马来土著中得到援助。

19世纪的加尔各答

最早想着要在马来亚敌后搞特种行动的，是几名从新加坡逃到了印度的英国特种部队军官乌费罗上校、戴维斯上尉、博罗米上尉等，他们之前刚从欧洲战场调来东南亚。

他们在加尔各答筹组敌后秘密特种部队，计划在马来亚敌后登陆搞第五纵队。但是，这几个英国人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在日军控制下的占领区，他们作为白人几乎是不可能开展任何活动的。

其次，在马来亚地区英军几乎没有可靠的接引人员，当年英国人的高压殖民统治可是与不少当地人结了怨的。战前英国政府与马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并不包括如何执行敌后秘密活动。

再次，英军现在据守印度，能够长距离将英军敌后活动人员运送到马来亚的，除了美军的四引擎远程轰炸机之外，英军只找到了两艘隶属荷兰海军的小型潜艇，原先用来布放水雷，可以秘密输送人员。且马六甲海峡遍布水雷，日军严密防范，每次能出动的人员极其有限。

但英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无人可用。

2、

大约从1942年初开始，陆续有华人从东南亚日军占领区逃亡到印度。他们甚至长途跋涉，穿越战乱的缅甸，翻越边界连绵的热带丛林，经历千辛万苦到达印度。

他们带来了零散、片断的占领区情报：在日军铁蹄下，还是有华人在反抗，前赴后继、士气高昂。

乌费罗上校、戴维斯上尉等正处于一筹莫展状态，听说了陆续流亡而来的华人们的故事，脑子一转立刻想到一个主意：利用华人华侨来执行秘密任务，他们抗日最坚决、组织性最强。

英国人有了思路，但还没想出执行方法。从他们所在的殖民当局总部大楼向外看去，加尔各答码头方向就有着一队队的华人海员在忙碌。乌费罗上校脑子一转，立刻找人去打听这些中国海员的情况。在得知这些华人都是“中国海员工作队”的成员后，上校联系到了工作队的负责人：林谋盛。

林谋盛在1942年四月回到了国内，打算去福建老家后再想法子去新加坡，但是未能成行：日军正在进攻厦门一带。他在重庆滞留期间，拜托军统的人去打听自己家人的消息。军统花了三个星期，带来了林的家人在新加坡都安好的消息，林谋盛这才如释重负。

林谋盛

这时“中国留印战时工作队”成立，重庆国民政府委任林谋盛去印度，将几千名滞留在印度的中国海员组织起来。林谋盛毫不犹豫地在六月十三日搭乘飞机，离开重庆重返印度。

他在加尔各答组织中国海员互助自救，并为国内筹集战争物资。就在此时，英国特种部队的军官乌费罗上校和戴维斯上尉找到了他。

英国军官将他们设想的派遣华人特工到东南亚进行游击破坏的计划告知了林谋盛。林本人在撤离新加坡后就一直有打回马来亚去的想法，当即对此事表示赞同，表示自己可以出力促成此举。不过，此时已经是中国政府委任官员的林谋盛同时建议道：这项军事行动计划，最好是由中英两国政府合作实施。

林谋盛立即给当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写信，报告了与英国人洽谈的原委。当时的国民政府很愿意能和英国人合作，立刻接纳了这项计划。

1942年冬天，吴铁城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与获得英政府授权的英国驻华大使森逊达成合作协议,于1943年初正式成立136部队，由联军总部直接负责指挥，英国政府负责训练、财政、运输及工作计划指导。

中国国民政府负责提供人力资源，任命战前在马来亚颇有名望的林谋盛担任136部队马来亚华人区区长，全面负责136部队华人成员在马来亚敌后的行动，并且授予林谋盛以上校军衔，庄惠泉授予上校衔，任马来亚副区长。

庄惠泉（右）1956年在福州考察时留影

这支部队主要由接受过专业特工训练的军事人员以及电讯技术人员组成,其成员主要由国民政府从国内马来亚侨生以及当时滞留印度的中国海员中招募,包括少量原101军团人员送往印度的坡那联军训练营受训，学成后的华人成员在英国军官领导下潜入马来亚敌后开展活动。

华人组员以“龙”为徽号，所以称为“龙组”。

第一批参训人员十名，由林谋盛亲自带领，在1943年1月16日由重庆飞抵印度坡那第25军事学校受训（实际地址是在斯里兰卡岛的亭可马里港外的一个岛屿上，守卫森严，高度保密）。陆续到来的中国特工分别派到印度、锡兰各地的游击战训练基地去参训，受训期最长可达八个月。

基础训练结束后，中国龙组特工们再集中到加尔各答，与一批英国人、印度人以及外籍华人一起参加间谍科目训练：侦查、跟踪与反跟踪、秘密通讯等。最后阶段，他们受命独自住到旅店中，临时接受命令去英军的机场、军营、船坞码头、工场等处进行偷越、侦查活动，还冒充日本间谍进行各种活动，算是一种实习。

136部队作为一支特种作战部队,它的任务是在敌后搜集情报,扰乱敌人的后方,联系当地的抗日武装队伍,配合英军的反攻作战。

但是，从一开始中英双方就各有各的打算。这支部队的内部矛盾重重。英国方面希望利用中国的力量来维护其殖民地利益,而中国国民政府方面 则希望通过这一合作,将情报势力向南洋渗透。

在吴铁城致蒋介石报告中说：“马来亚方面，适英国经济作战部派人要求我国协助……交由中统局派新加坡华侨林谋盛同志与英方洽办，由英供给器材交通，我方供给人员，经过特殊训练，后派人沦陷区工作，俾能充分利用盟方优越之物质以建立我在该地之党务基础。”(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档》特030-356)

英国人在与中国政府合作过程中，也对中国人的“龙组”抱着戒心。英国的大部分训练营的领导者在沦陷前的新加坡和马来亚都是军事高官或者警官,尽管在战争中遭到失败,但是他们仍旧表现得趾高气扬，不仅轻视中国学员，还在待遇上歧视他们，中国军官不仅不能及时拿到军饷和补给，甚至都不能坐火车上的军官车厢。

英国军事当局还担心中国人主导了行动计划，英国情报组织特种执行部队( )开始考虑从加拿大当地华人中甄选136部队人员。这是因为加拿大华人容易混入东南亚当地,在语言上加拿大华人大多掌握英文和广东话。最终有150名加拿大华裔同意加入,136部队的英国组成员就此成型。

136部队训练营中，被招收的华人特工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其中包括:翻译(广东话)、暗杀、无线电操作、拆除、跟踪、跳车、跳伞、闭气游泳以及野外生存等技能。

中国来的龙组队员们在训练中非常努力，但对于英国组的华人来说游泳是最大的挑战,他们绝大部分都不会游泳。这是因为当时加拿大BC省普遍的种族歧视，一般泳池是不允许华人使用的。

但是这批英国组的成员（包括一些东南亚殖民地的原先英国手下高等华人雇员）由于被委任为基层干部，对英国特别忠诚，他们的待遇也比“龙组”成员要好。英国人的这种分化政策，这使得受训人员间存在裂痕，华人们自尊心受损。虽然负责华人组事务的林谋盛作了抗议,但是英国当局仍然执意坚持如此安排,林谋盛对此毫无办法,只能以大局为重,努力安抚其成员。

林谋盛曾对龙组特工们说：“英国人因为他们的傲慢而很难相处,但是,马来亚的解放只有通过中英合作取得。我们提供人力,他们提供通信支持、武器、经费、训练、指挥以及其他战争必需品,为了国家,我们必须容忍。”

3、

1943年5月至1945年5月间，136部队通过搭乘潜艇、空降方式先后共派出了七批“龙组”小分队潜入马来亚。

这些九死一生、自求多福的任务，大多以华人“龙组”特工为主导，少量几个白人特工基本是指挥官和电讯技术员。英国人每次想要单独派遣英国白人去执行任务（估计有四次），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最后只好完全依靠华人特工去执行任务。

第一批龙组的五名队员由戴维斯上尉带领，在1942年5月11日夜离开锡兰的科伦坡港口，搭乘荷兰潜艇横越印度洋前往马六甲海峡。行程的第四天开始基本在水下航行，一连八天都是这样缓慢小心地在马六甲海峡海底行驶，躲避日军的巡逻艇。龙组队员都被迫蜷缩在狭小空间里，昏昏欲睡。

丹绒汉都海滩

5月24日晚上八点三十分，潜艇在马来半岛霹雳州附近海面浮出水面。戴维斯上尉和五名龙组特工在霹雳邦咯岛（Pulao ）以北4英里外的丹绒汉都（ Hantu）登陆上岸。此行主要任务是到马来亚作初步摸底调查，侦察和搜集情报。

戴维斯上尉身体健壮，动作灵敏，会讲不太流利的马来话和广东话。他原来是一名殖民地警察，日本人登陆马来亚后才被吸收到英军特别行动组。

四名华人组员：吴在新、李汉光、龙朝英、谭显炎分头出发，分别去搞补给、联络当地华人、与抗日游击队取得联系。另一名华人组员陪同戴维斯上尉留在密林中待机而动。

蒙巴登上将与谭显炎握手

四人的行动非常顺利，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全部都在当地华人社区找到了落脚之处。龙朝英还在红土坎市汽车站对面咖啡摊找到工作，以此为交通联络点。而吴在新在红土坎市内搞了一处走私暹罗粮食的公司为掩护，在七月底和马共抗日游击队联系上了，只是对方暂时还没完全相信他，毕竟当时汉奸走狗满地都是。

第一批龙组特工的情报工作很出色，在很短的时间就融入了当地社会，很快就搞到了大量情报。经过一个月的逗留后，戴维斯上尉汇集了众人的信息，在李汉光协助下走出密林，准备乘坐另一艘潜艇返回科伦坡。他把自己的脸涂成黑色，化妆为印度人，几经周折在6月25日终于成功返回。他向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特别行动执行部马来亚组汇报，为重返马来亚森林执行任务制订一个长期的全面计划。

戴维斯根据当时获得的情报已确定，马来亚全境都有马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活动，而且马共和抗日军愿意跟英国人合作，以共同对付日本人。于是，在盟军司令部的授权下，戴维斯带着要与马共高层谈判合作的计划，于1943年8月4日晚第二次乘坐潜艇在霹雳丹绒汉都以北的昔加里（）地带上岸，随行龙组特工有陈崇智、余天送等人。还有一位是中方的无线电技术人员梁元明。

实际上梁元明是国内选派来的技术人员，到印度后只接受了电讯技术训练。他也不是马来亚华侨，不熟悉当地情况，而且没有经过游击战训练，一开始抵制此次冒险行动，为顾全大局才跟着来的。果然，此后十几个月他无所事事，因为英国人的发报机一直没有到位。

戴维斯的另一位重要助手布鲁姆在一个月后也以同样方式到达。

戴维斯一行人这次抵达的消息，通过当地一名渔民（马共的同情者）的关系传到了刚被委任为霹雳州代州委书记的陈平位于美罗（Bidor）的总部。

陈平，这位在战后马来亚叱咤政坛风云几十年的传奇人物，此时年方19岁，刚刚因为州委其他负责人被捕而迅速擢升为州委书记。

陈平

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记载：他接到消息后，出于要与英国人代表取得联系的迫切愿望，他不顾日本人已经获悉盟军潜艇在霹雳海岸活动的情报，已明显地加强了当地安检措施，冒着极大的风险骑着自行车，经过两天迂回曲折的路程，赶到昔加里。

1943年9月30日近傍晚时分，当时的陈平化名陈金生，代表马共州委会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顿的代表戴维斯就在昔加里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

戴维斯此行之前，已经通过潜艇给第一批龙组特工送来了一些美制武器，龙组特工们将武器转交给了马共游击队，因而取得了马共游击队的信任。

这一次戴维斯向陈平出示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的授权书，并详细介绍了自己战前曾参与英国人在新加坡沦陷前夕临时抱佛脚举办的101训练学校的教学工作，以及与霹雳州派往受训的马共人员交往的经历。

在会谈过程中，戴维斯和布鲁姆从一开始就清楚表明，他们急欲与马共高层建立正式联系的意愿，他们也急于了解马共和抗日军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实力，包括武器装备的情况和游击队的战斗力。州委书记陈平虽然年纪轻轻，第一次与盟军最高司令特派代表直接面对面打交道，不仅毫不怯场，而且能机警地应对：他只能就他们个人的安全问题提供建议。不过，他向他们保证，他一定会尽力代为转达他们要给马共中央的任何信息和要求。

当时，整个海岸平原地区已经很不安全，他们需要转移到日军难于围剿的内陆，进入地势险要森林茂密的中央山脉地带。戴维斯和布鲁姆战前都曾在金宝和怡保任职，熟悉这里的地理环境，最后接受了陈平的建议，选中了金马仑高原附近地区的布兰丹山区一座高达2200英尺的山顶作为未来136部队扎营地。

金马仑高原

这里的地形和环境正合地势险要、森林茂密、人迹罕至的安全要求，走捷径上山，也要费力走两个小时的路程，连最强壮的游击队员都感到非常吃力。在这座山顶上可以俯视整个海岸平原和后山地区，便于无线电通讯，天气好的时候，还可遥望西北面马六甲海峡蓝色海面，甚至50英里外的邦咯岛，以及西面的九屿岛（包括布罗岛、拉朗岛等），蜿蜒曲折的霹雳河流经的沿岸如梦如幻的景色也尽收眼底。

而且，这里离活跃于霹雳州的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大队的地盘不远，情况紧急时，随时可以给予援手。

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与马来亚抗日人民军之间著名的《布兰丹协议》，后来就是在这里经过双方长期谈判后签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