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关系
知人论世
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
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知人论世，应当是“论世”第一，“知人”第二，进行文学批评，也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
以意逆志
战国中期孟子*提出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
《诗经·小雅·北山》中写道:“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偕偕士子,朝夕从事。
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咸丘蒙不从全诗的整体含义出发,而断章取义地提出:“《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他认为舜既然已经做了皇帝,而他父亲瞽瞍又不是他的臣民,岂不是和《诗经》中这几句话的意思矛盾了吗?孟子批评他说:“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
《北山》是写诗人对劳逸不均的不满情绪的,如果像咸丘蒙那样,只从字面上去理解,那么,《诗经·云汉》中的“周余黎民,靡有子遗,”岂不是要理解为“周无遗民”了吗?
为此,孟子告诉他:“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强调对诗歌的理解,不能只从字句的表面意思上去看,要从全诗的基本思想出发,去领会字句的含义。
“以意逆志”的“逆”是“求”的意思,“志”是指诗人写诗的目的意图。
对“意”的理解,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意”是指读诗人的意,如汉代赵岐注《孟子》中说:“志,诗人志所欲之事。
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
朱熹《四书集注》中说:“当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他们都强调读诗人必须全面地领会诗篇之含义,有了正确的认识方可得作者之志。
另一种认为“意”是指客观地存在于诗篇中的意,如清代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诗缘起》中说:“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
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指咸丘蒙)之见也几何矣。
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
即以此诗论之,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
‘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
其辞有害,其意无害,故用此意以逆之,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吴淇的解释符合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比较科学的。
按他这样理解,则“以意逆志”确是一个客观地分析诗歌的好方法。
不过,孟子的本意可能还是以己意去逆诗人之志。
这可以从他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看出来。
在《梁惠王》《公孙丑》等篇中他对《诗经》中《公刘》、《绵》、《灵台》、《鸱鸮》、《閟宫》等篇的解释中,都明显地表现了以己意去求诗人之志的特点。
实际上,读者对诗的理解总是带有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的,不可能完全和作者一致。
己意如果是建立在对作品的客观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就像孟子对《北山》的理解一样,那就可以和诗篇客观的意一致。
己意如果建立在偏见和主观猜测的基础上,那就会歪曲诗的本意,就像孟子对《公刘》等篇的解释一样。
因此,要正确理解“以意逆志”中“意”的含义,应当把历史上两种不同的理解中的科学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
简单说来：知人论世，是说要先了解作者后再批评其作品。
以意逆志，是说凭自己的理解去认识作者的意图。
是片面的，有可能歪曲作者原意的。
知人之后才能论世，才不能发生以自己的理解去歪曲作者的原意的事情。
即，知人论世，方可不覆以意逆志之故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