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去世怎么回事 高文彬是谁个人资料去世原因是什么

2020年9月7日，最后一个见证东京大审判的人、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斌先生于凌晨3点10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9岁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高文斌参加东京审判，先后担任国际检察官办公室翻译、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秘书。他是整个东京审判的见证人。

回顾老人的生平传奇，不禁感慨万千……

东吴大学骄傲的儿子

高文斌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从小就与英语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声称自己在学校“学习成绩一般，但英语很好”。

1937年，“8月13日”战争爆发。高文斌一家居住的虹口唐山路元吉里被日军炮火摧毁。一家人逃到英国殖民地，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1941年，高文斌从东吴附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直奔东吴大学法学院。

在日寇的蹂躏下，东吴法学院的校园先是从虹口昆山路188号迁入教堂，后迁入南阳路爱国女子学校。高文斌等热血青年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上课时，他们经常在途中去日本兵营。为了不向日军低头，宁愿绕道而行。

高文斌立志以自己的法律专长报效祖国。

报效祖国有用

1945年7月，高文斌毕业于东吴法学院，任上海市区法院刑事法庭书记员。仅仅两个月后，他就决定辞职；并辞职。在那些贪官的眼里，这两个使者都是肥美的使者，但烟尘缭绕、腐败堕落的官场却让高文斌失望而窒息。

此时，中国政府派往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军的到来，给了高文斌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

1946年初，向哲军带着大量证据前往东京揭露日军的罪行。由于国际法院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而且审判使用英美法律体系，因此迫切需要将所有材料翻译成英文。专业翻译，通晓英语，通晓法律，熟悉英美法律体系。高文斌就读的苏州大学法学院，同时教授中国法和英美法，使用全英文教材。

高文斌的导师是东吴大学教授、上海著名律师刘世芳。他推荐了高文斌。经哲军面试，聘用了东吴法学院的高文斌和郑路达；他还聘请了交通大学的毕业生，他们被授予美国。周希清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张培基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语系；刘继生毕业于重庆东吴法学院。

1946年5月3日，高文斌一行5人乘坐美军运输机从上海江湾机场抵达东京。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破败的东京；满大街都是满脸愁容的小贩；地铁里挤满了以招揽顾客为生的年轻女性。

为亚太地区人民伸张正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位于东京涩谷，原为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战后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由于日本地势不平坦，宫廷位于一个小高原上，11个胜利国的旗帜在其上空飘扬。交通从下方上升需要五、六分钟。入口处有个小花园，前面是报告厅，后面是训练场，中间有一个小土丘，上面有一块木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Far East）。

东京审判中方检察官项哲军的秘书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刘子健，另一位是1930年代东吴法学院毕业生邱绍恒、朱庆儒；书记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罗继义，书记方福树是1930年代东吴法学院毕业生，另一位是杨守林。

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开始。4月29日之前，东京审判总检察长、美国人纪南正式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一天后，起诉书送达了28名被告。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而乙级和丙级战犯则由战胜国在各自国家审判。每天早上，美国军警带着实弹将被告人带出巢鸭监狱，一辆黑色布条遮住窗户的美军大巴由一辆美军吉普车护送。返回。

高文斌曾感叹：“中国检察官向哲军在法庭上是正义的，从容的。”

向哲君，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法律系，英语流利有力。他对中国起诉的开场白非常激动人心，连美国人都由衷地称赞他。正是因为梅如傲、向哲军等十几名中国同仁的艰苦奋斗，以及与各国法官、检察官的辛勤工作和配合，才使28名战犯最终全部归案。定罪后，东条英树、坂垣诚四郎、土井原健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其他21名战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为中国和受日本侵略者伤害的亚太地区人民伸张正义。

探索战犯“电传”的黑幕

然而，一些战犯逃脱了法律。高文斌曝光了一些战犯落网的黑幕。

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晚，一些曾向天皇宣誓效忠的人在皇宫前鞠躬，写下自己的名字，剖腹产自杀。然而，这些自杀者的名字却被改成了本应在半夜被判刑的战犯的名字，造成他们自杀的错觉，并于次日在报纸上公布。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化名出来，在一些日本间谍机构伪装成俱乐部工作，这充分说明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并没有死。

东京审判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当被问及为何试验持续了两年半，试验次数多达 818 次？高文斌解释原因：“一是案件太复杂，涉及面太广。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变，到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直到无条件1945 年投降。

从松花江到南太平洋诸岛，涉及的国家多，收集的证据复杂；二是语言障碍。通常需要翻译英文和日文，尤其是不同国家之间，非常耗时；第三，因为东京审判法庭采用英美法系中无罪推论的对抗制，而被告的律师采用这种审讯方式。该系统被纠缠以试图免除被告，审判在两年后结束。 "

审判向公众开放。国际法院前有一间小屋。每天，公众可以去购买试听券，售完即止。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旁观者众多。

一开始，很多日本人听了都是半信半疑的，因为当时日本是军人治国，国内言论受到严格控制。日军在外面做了很多非人的坏事。报纸从不宣传他们，只宣传他们如何勇敢地战斗。当他们听到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时，全都震惊了。庭审离开时，高文斌遇到了日本观众。他们低着头，不敢面对中国人。他们因良心受到强烈谴责，感到羞愧。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悬挂着高文斌的巨幅照片，以表彰他为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提供的重要证据。高文斌也是第一个全面了解日军在东京审判中犯下滔天罪行的人。

他翻遍了国际检察署的大量档案和档案，试图让刽子手逍遥法外。

1947年底的一天，他看到1937年的东京《尼里新闻》报纸刊登了日本少尉向井俊明和野田武，从淞沪战场到南京的路上，他们断了号中国首领佩刀在“100人杀戮大赛”中，向海最终以106人的成绩“获胜”，而杀105人的野田武则仅仅因为佩刀的“刀刃包边”而失败。照片中，两名杀手并肩而立，刀剑在地，狞笑如魔鬼。 211名中国人惨遭刀剑杀戮，继续屠杀中国平民。

高文斌非常伤心和愤怒，立即将报纸复印了三份，其中一份存放在检察院，另外两份交给国民政府。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逮捕罪犯。当时，两人已经在遣返的日军中，返回中国。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搜寻，盟军终于在家乡日本埼玉找到了他们的隐姓埋名。凶手变成了一个小摊贩，头上蒙着白布，在街上摆摊。在被押送至南京受审时，二人和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顾守福也当庭否认，不认罪。两人和顾守福被带到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南京大屠杀的211个灵魂和30万受害者终于可以安息了。

高文斌曾说：“年轻人经历的不多，对历史的了解也比较有限，因此，正确认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犯下的罪行非常重要。70年以来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和平与发展来之不易，希望年轻一代在了解史实后，更加热爱祖国，为国家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出于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果作者信息标注有误，请尽快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谢谢。